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严歌苓小说思考: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时间:2021-5-26 作者:花小时

文|墨华不冷

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严歌苓小说思考: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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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严歌苓小说思考: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严歌苓小说具有人性洞察的深刻与文化斑驳的华丽

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严歌苓小说思考: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隆冬时节,读严歌苓的小说《床畔》,感到有凛冽寒风从纸上扑面而至,但字里行间,仍浸润着冬日阳光般的温暖。床畔这小小空间,容纳着人间百态,流转着众生百相,也腾跃着一颗坚定守护理想的心。读到结局,不禁唏嘘:果然又是一个悲剧!是的,严歌苓几乎所有小说,对悲剧爱得深沉。

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严歌苓小说思考: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严歌苓,生于1958年上海,美籍华人,好莱坞专业编剧,迄今已发表4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她是中国文坛少数多产高质的作家,也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大导演钟爱的小说原著者。深刻的人性洞察、华丽的文化斑驳、稔熟的叙事技巧、灵动的镜头语言,令她在文坛江湖烟视媚行。她曾在2002年接受《中国文化报》访谈中表示:

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严歌苓小说思考: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我喜欢在悲伤的故事里找到审美价值,同时希望自己的悲剧人物都有一定的喜剧因素。我很难在喜剧里看到深刻的审美价值。

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严歌苓小说思考: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而在2013年杨澜的访谈节目中,她亦谈了喜欢写悲剧的观点(见下图)。可以说,严歌苓的小说,嵌着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她的小说,我思索起文学的存在价值:文学,可以只复制生活的荒凉与无望吗?还是一定要传递希望与温暖?

悲剧的魂,温暖的心,由严歌苓小说思考: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严歌苓访谈(来源:杨澜《天下女人》)

一、坎坷的人生成为悲剧创作的沃土严歌苓两岁时,做话剧演员的妈妈抱着她、拍着她,以舞台化、戏剧中的姿势,在房间踱步。她荡气回肠地唱舒伯特《摇篮曲》,唱得小小的严歌苓睡意云散。其实妈妈的眼神,并不在女儿身上。妈妈是唱给爸爸听的,妈妈一直在爸爸身上邀请关注。

这是严歌苓散文《妈妈与小鱼》的一个片段,诙谐的影视化语言让我记忆尤深。由此窥见,严歌苓妈妈多么爱爸爸啊。遗憾的是,妈妈一生都得不到爸爸的爱,两人常吵架,后来爸爸有了心上人,便在严歌苓18岁时与妈妈离异。父母不幸的婚姻,对严歌苓的婚姻恋产生影响,也埋下悲剧创作的种子。

除了父母的离异,严歌苓悲剧创作观念的形成,还与以下因素有关:

婚恋的坎坷。严歌苓12岁当上文艺兵,15岁时被相恋的军官出卖——供出她所有情书。她受众人批斗,尽尝背叛之殇与人性之恶。她在杨澜的访谈节目称,“这是我一辈子最最觉得受创伤的”(见下图),当时有赴死之心。严歌苓的第一任丈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亦是一名作家。本来门当户对的婚姻,仅维持三年,于1989年结束,同年严歌苓出国。对于离婚原因,众说纷纭,而严歌苓从不回应,至今与李家保持良好关系。出国后,严歌苓与外交官劳伦斯相恋,但好事多磨,受到监控与调查。劳伦斯为了严歌苓,放弃锦绣前程而失业,两人于1992年结婚。2004年劳伦斯得以复职,做回外交官。严歌苓说,“现在我和先生、女儿已经结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它能抵御孤独”。严歌苓的悲剧叙事,离不开初恋挫败的阴影,也离不开曲折的婚姻经历。

严歌苓谈自己的初恋(来源:杨澜《天下女人》)

特殊的阅历。一是可怖年代。严歌苓从中挖掘了富饶的故事,但童年的她尽览人性深处的丑陋漩涡,心灵深受创伤。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严歌苓是用半生岁月,治愈她的童年。二是战争经历。1979年严歌苓毛遂自荐,成为越战前线记者,见识了纷飞的战火与擦肩的死神。三是移民经历。出国后的严歌苓,遍尝异域生存的艰难、连根拔起的孤独与文化碰撞的震荡。上述三种特殊阅历,成就了严歌苓三种主要写作题材,亦使其小说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剧底色。

文学的传承。严歌苓出生于书香世家,爷爷严恩春是博士、翻译家,爸爸萧马是作家,妈妈贾琳是话剧演员,这为她热爱文学提供成长的温床。在访谈中,严歌苓称“中国的经典作品中只喜欢《红楼梦》”。经查阅学界有关论文得知:严歌苓的悲剧叙事,离不开中国悲剧经典《红楼梦》之影响;而她在国外,攻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接受系统专业的写作训练,这其中包括学习西方悲剧理论。

严歌苓的一生,翻手苍凉,覆手繁华,曲折跌宕,相当于过了普通人两三倍的人生。这样的阅历,成为她悲剧创作的沃土,也注定与奶酪般甜美的喜剧叙事是无缘的。

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

二、爱情、环境、性格与宿命构成斑斓的悲剧画卷鲁迅先生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严歌苓笔下,这种“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呈现出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爱情的挽歌。

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许多都带点钝感与傻气,对爱情执著忠诚,一条路走到黑,有着自我牺牲的地母精神,但她们各有各鲜活的个性。比如你在《少女小渔》读到很“二”的温吞感,但在《第九个寡妇》王葡萄身上,却感到一种与“猛女”接触、很解恨的爽辣酣畅。严歌苓对这些女主人公,常予以离经叛道的爱情。如《白蛇》、《魔旦》、《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的同性之爱,《红罗裙》、《约会》、《屋有阁楼》的乱伦之爱,《人寰》、《阿曼达》、《我不是精灵》的忘年之恋,还有《床畔》、《女房东》、《无非男女》那种葱茏生长于精神世界的隐蔽之爱……这些爱情,在性别、年龄与伦理等世俗标准层面,是失范的,但在人性与情感层面,是自然的。严歌苓对它们予以别样的纯净、庄严与沉重。

严歌苓写尽形形色色的爱情,目的是指向人性的各种可能性。这是她比言情小说家境界更高的地方:言情只是手段,人性才是终点。出于对生命悲剧的透彻认识,严歌苓在缔造种种爱情神话的同时,又面容冷峻地用双手掩埋。像《一个女人的史诗》这样历尽磨难、功德圆满的爱情,实在极少。这小说田苏菲的原型,便是严歌苓的妈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歌颂她妈妈伟大精神的小说。在现实中,妈妈始终得不到爸爸的爱,郁郁离世,而在小说中如愿以偿。严歌苓难得给女主人公幸福的结局,也许是补偿现实的遗憾吧。

其二,环境的殇曲。

严歌苓具有恢弘的历史视野,爱营造史诗般波澜壮阔的背景气象,爱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故事。《第九个寡妇》的王葡萄、《陆犯焉识》的陆焉识、《芳华》的刘峰等人,各自能串起半个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像《床畔》这种平淡的故事背景,实属较少。极致的环境,能惊动未知的人性,能诱发潜匿的欲望,此时,人性可以比环境更险恶,也可以冲破阴霾,得到洗礼与升华。

比如,《陆犯焉识》里的陆焉识,一个满腹经纶的留美博士,却在西北荒漠上劳改了近20年,这令他身上的人性,变得有些麻木与冷漠。又如,《角儿朱衣锦》中年幼的穗子,善良正义,在医院极力保护被剥净衣服与尊严的朱衣锦,但在《拖鞋大队》中,变得以怨报德、面目可憎,这可见畸形年代对人性的摧残。由上述两个例子想到:“我就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等观点,不一定成立,因为环境在时间的催化下,会改变一个人。当一个人变得连自己也嫌弃时,只有自身觉醒与改变环境,才可能重拾曾经的美好。

再如,以南京大屠杀作为背景的《金陵十三钗》写道:“人的残忍真是没有极限,没有止境。”在战争环境中,日军尽显人性的沦丧。而十二位花红柳绿、轻浮放荡的秦淮风尘女,再加上一位瘦弱的教堂小男孩,在生死关头,侠肝义胆,挺身而出,乔装成十三位清纯女学生,代替女学生参加日军庆功会。她们洗尽铅华,白衣黑裙,手持圣经,“像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她们用生命作代价,完成人性的救赎,在战争的废墟中,绽放生命的高贵。读这小说时,我几度落泪,深感南京难以愈合的历史之痛,亦见识了在战争极境的放大镜下,人性的丰富幽微。

其三,性格的悲剧。

塑造真实残缺的人物性格,是严歌苓的癖好。她在《人寰》里写道:“最美的事物都不应单薄,都伴掺一点邪恶,否则美得不过瘾。”这也是严歌苓的审美观,她小说的不少人物,都裹着迷人的邪魅之气。但同时,他们残缺的性格,铸就了悲剧的命运。

比如,短篇小说《茉莉的最后一日》中,中国推销员郑大全,迫于生计,“得在妻子分娩之前搬到稍微人味些的地方去”,极力游说、甚至威胁80岁美国老太太茉莉买其产品。经过惨烈的交锋后,滚烫的生存欲望,终于战胜了衰老固执的生命,“没赚多少钱,可还是得逞了”。茉莉为了应付他,顾不上吃药,死于心脏病突发,来不及通知银行取消刚付给郑大全的银行支票。而郑大全回家后,才得知妻子早产大出血,已送至医院。郑大全与茉莉一样,都是可怜的金钱受害者,呈现出人性在金钱挤压下的扭曲状态。

其四,宿命的笼罩。

严歌苓骨子里有着浓厚的宿命论,认为命运中有不可抗拒的东西,所以,她小说里的小人物,在命运洪流的冲击下,往往最终以无力招架的惨局收场,甚至是——死亡,比如《天浴》的文秀、《橙血》的阿贤、《老师好美》的丁佳心,等等,皆以死告终。他们都是畸形年代、文化冲突或不伦之恋的牺牲品。

此外,够不着的爱,也是一种宿命。比如,在《芳华》中,刘锋与何小曼(电影中叫何小萍)最终没生活在一块,刘峰北漂,去世后何小曼主持了其追悼会,其他人物亦都有不如意的际遇,比电影版的结局惨多了。在我的想象中,何小曼深情地仰望着刘锋,但刘锋的眼里没有她,他望着茫茫的远方,远方有着他也永远得不到的林丁丁——这便是宿命,在感情的错位中,谁也够不着谁的爱,纵使两个灵魂已伤痕累累,最终却没有选择挨在一块,取暖余生。小说最后一段写何小曼的回忆,恍若隔世,沧海桑田:“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一直骑到红楼下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四月七号,成都有雾——她记得。”英雄也罢,小人物也罢,在时代的巨流中,在浩瀚的宇宙里,渺如尘埃,亦终成尘埃,随风飘散。

严歌苓小说《芳华》结局与电影不同,男女主人公最终没有生活在一块

三、悲剧叙事蕴含丰富的审美趣味小说与诗歌、话剧一样,都是技术主义特征明显的文体。在与作家李硕儒的对话中,严歌苓表示:“小说既然称为一种艺术,怎么能不讲技巧?”严歌苓有高度自觉的小说文体意识,使悲剧叙事蕴含丰富的审美趣味,呈现出以下审美特征:

其一,悲喜糅合。

严歌苓语言灵动俏皮,擅长不动声色的冷幽默,喜欢用调侃口气写悲情悲事、用反讽笔调写荒诞怪状。当我们被她逗得发笑时,也心如灌铅。这些喜剧文字包裹的,是沉重的现实主义内核,是小说人物的受伤心灵。严歌苓曾在访谈中称,自己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喜欢打趣与自嘲,而丈夫劳伦斯是一个幽默机智的人,他不断激活她的幽默潜能。比如,《赴宴者》讲的是“蹭饭达人”董丹佯装记者,骗吃骗喝,却意外窥见重重内幕,看到当下社会各种扭曲的关系。这小说以风趣轻松的文风,描绘出人性与时代的荒诞闹剧。我们从中可看到果戈里、契诃夫、欧亨利的影子。这是一种叫“含泪的微笑”的文学叙事方式,将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融为一炉,让读者在欢笑中流泪,在戏谑中忧伤,从而反思现实与人性。我想起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严歌苓的小说,有着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趣味”,这跟喜剧成分、悲剧成分的糅合是分不开的。

其二,诗性意象。

意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绪的融合。严歌苓的小说,有着大量动物、植物、色彩、空间等意象。比如,在《赴宴者》中,误入地铁隧道、乱冲坠地而死的鸽子,是一种动物意象,象征人类找不到出路的精神迷茫状态;《梨花疫》中的梨花是一种植物意象,象征萍子纯洁的品性,而萍子的厄运与短暂的爱情,与最终零落成脏泥的梨花互相映照;《红罗裙》中的红罗裙,是一种色彩意象,象征着海云旺盛的情欲,也传达着海云对被禁锢命运的反抗;《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咖啡馆,是一种空间意象,装载着作者在移民处境下压抑与孤寂的心。

在严歌苓小说中,意象是重要的点睛之笔与叙事载体:有利于穿针引线,贯穿故事发展的结构;有利于人性描写,让多元人性具有审美蕴味;有利于营造意境,烘托出诗意的悲剧氛围。

其三,突兀叙事。

严歌苓爱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在2012年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自称是半个心理学专家,“在美国,只要有心理学方面的新突破,我都会急于去了解”。所以,她善于在平淡中制造奇崛,在不露声色中构建触目惊心。这看似突兀,却不牵强,看似荒唐,却可溯源,更吻合复杂微妙的人类心理,也有利于带来悲凉的小说结局。

比如,在《海那边》中,泡是餐厅老板王先生的忠心傻仆,两人和谐相处了三十年,合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主子-奴仆”的关系模型。这模型在异国闪烁着中国世俗文化的幽光,但这模型的深层,两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泡虽脑筋残废,但身体健壮,有着男人正常的欲望:想娶个女人,让她不受苦。但王先生认为傻子没有爱的权利,设法摁灭泡对女人的梦想。当梦想破灭时,仇恨与绝望,令一向对王先生忠心不二的泡,做出令人瞠目的举动:他将王先生杀死在冷库。这样的结局,象征着人性力量、情感力量对权势力量的反扑,也意味着这个在异国显得滑稽的中国世俗社会模型的崩溃。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由张艺谋导演

四、由严歌苓悲剧创作的立场看文学的存在价值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

虽然人生是痛苦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通过悲剧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生活便是快乐的、富有意义和价值的。——尼采《悲剧的诞生》

严歌苓小说的血脉,无形中接通了尼采的悲剧精神,那就是:人生是悲凉的,生存是艰难的,但我们要以坚强乐观的心态面对。这便是严歌苓悲剧创作的立场。她偏爱悲剧,可贵的是,她能超越悲剧。

严歌苓笔下的女主,弱势却不屈服,始终保持坚韧的品质,焕发旺盛的生命力,弘扬生命的尊严。但她们不与男人对着干,不与男人一般见识,也不成为男人的附庸,而是有着水一样的温柔、宽厚与强大。

严歌苓写命运的悲怆,却不直接写得苦大仇深,也没搞出马景涛式的咆哮、琼瑶小说式的煽情;她写生命的顽强,能避开根正苗红的脸谱化写作陷阱;她写生离与死别,却让读者感到,天地间仍弥漫着美好的东西,不会随肉体毁灭而消散;她写性格残缺的人,但不作道德审判,无怒目圆睁的火气,而怀揣着一颗广大的悲悯心。她参加2019台北文学季活动时表示:小说家对人心的探索无限地宽容,做的是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不干的、干不下去的事情。

许多人爱将严歌苓与张爱玲作比较。张爱玲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偏爱描绘人性的阴暗面,于她,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当她用手术刀般犀利的笔锋,剖露完人性本相后,就不怎么去勘探困境的出路了。更接近张爱玲文学气质的作家,是香港的李碧华,小说里亦尽是飕飕的荒凉之气。而严歌苓的笔调,要明亮、乐观、温润、有爱得多。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

如果我们把人作为整体来看,并且只强调它最显著的特征,那它的确是一场悲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它的细节,它又有喜剧的性质。——叔本华《意志和世界的表象》

严歌苓应是宏观上的悲观主义者、微观上的乐观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绝望的理想主义骑士,有着冲越文化藩篱与人心隔阂的期许。这从《少女小渔》等小说可窥一斑。可以说,严歌苓的精神体量是巨大的。由严歌苓的小说,我想到,当代文坛许多作品,崇尚一种荒凉、黑暗、颓废的写作风格。这其实是作家人生经历的暗示。荒凉的人生,塑造了荒凉的心灵,从而诞下了荒凉的作品,只有少数作家,能将这荒凉,写得有重量、有力度。

但这荒凉,不是文学的真谛。若完全复制生活的荒凉,何需文学的存在呢!瞅着生活本身就好了。文学,不应只是描摹生活的本来面目,还要在虚无中创造意义,在荒谬中创造情理,在无望中创造温情,给心灵的疮痍带来抚慰,给生活的创伤带来治疗。既使世界与人性皆已沉沦,但文学的角色,依然是人类的精神稻草。当代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说过:

许多作家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如何写出黑暗下的光、绝望中的希望,其实更难。——谢有顺《成为小说家》

对此,我深以为然。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如《悲惨世界》、《百年孤独》、《变形记》、《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都有着对全人类苦难的大悲悯、大同情,有着对人类精神归宿的苦苦追问。即便是鲁迅,他展示了一个荒凉黑暗的世界,但同时,他步履不停,勇往直前,苦索出路,正如他在《过客》里写道:“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鲁迅通过“过客”的塑造,表达了对人类存在困境的追问与探索。

在电影《少女小渔》中,刘若英演绎温柔善良的小渔

五、结语写作写到一定程度,不再是比题材、比语言、比技术,而是比胸襟、比气度、比境界 。

严歌苓身上,有着对人类精神困境上下求索的担当。她的悲剧叙事,让我们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有精神的挣扎,也有精神的超越,既让人直面人生之痛,也让人汲取生之力量,觉得悲苦的人间仍值得。而这,便是文学的存在价值。

主要参考资料:

1.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

2.舒欣:《严歌苓:渴望用两种语言写作》,《中国文化报》 2002年8月2日

3.杨澜:零距离感受女作家严歌苓,《天下女人》2013年4月16日

4.张雪松:《严歌苓:小说家做的是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干不下去的事情》,《读特》201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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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做浪漫的摄客,写文艺的文章,作古典的诗词,细诉美、精神与岁月。一枚阳光开朗的中文系文青,一颗热爱传统文化的心。你若喜欢我的文字,欢迎关注@墨华不冷,成为本宫的人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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