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凡尔赛文学更早的恋爱、物欲与都市想象,“凡人”都来看看吧

时间:2021-5-25 作者:花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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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互联网上,“凡尔赛文学”简直火到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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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词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在今年五月的时候,豆瓣上已经创建了“凡尔赛学研习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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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文学的词源据说来自一个讲述18世纪末法国凡尔赛宫贵族生活的古早日漫《凡尔赛玫瑰》,用以描述一种“明明没有一句话在直接炫耀,却能明确感受到发言者溢于言表的骄傲”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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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被创造的目的,则是为了嘲讽那些“想用一种‘朴实无华’的语气来表达高人一等的感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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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识别,凡尔赛文学可以被总结出三要素:先抑后扬,明贬暗褒;自问自答;灵活运用第三人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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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近凡尔赛文学的全网爆火的源头,则是一位神奇的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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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书名这个味儿就已经有点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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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她的微博画风,则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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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位博主也承认了其微博中“有艺术夸张”的成分。我们观察一下这位姐分享的“有艺术夸张”的“日常生活”,基本上算是全面立体展现了一个北京中产住别墅、对象帅气还有钱、日常恩爱撒狗粮的“成功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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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因为看似若无其事实则暗爽于心的炫耀方式以及偶尔会突然急转直下到下三路的诡异情节,这些微博在收获一众拥趸的羡慕目光同时,还是引来了不少嘲讽和争议,也引爆了最近这波凡尔赛文学创作大赛。以及,博主也在意外走红之后(意料之中地)开始了接广告和采访的常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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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算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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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该博主所代表的其实只是凡尔赛文学中的一项亚类,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被打扰到的一类,即:凡尔赛式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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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她对象的“霸总”式言论里,我们不太容易感知到真正细腻自然的感情流露,却很容易嗅到一种早期言情小说浪漫幻想桥段的味道,比如那种动不动就给女孩的饭卡充五百万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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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这些透露着一丝丝眼熟的充满幻想意味的文字时,也就很容易激起读者各种意义上的被羞辱了的感觉(包括在智商上)。这些桥段集合起来,真的就是一本糅杂了爱情、金钱、狗血和人类原始欲望的爽文小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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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眼熟是因为,“霸总”(霸道总裁)其实是近年来通俗文化文本中十分流行的一种人物形象。而和博主描写的她“先生”一样,“霸总”的爱情总是离不开金钱,他是资本的化身,是英俊、优秀、自律、高冷的强势者,而在私人关系上这种强势形象的崩塌则确证了爱情的存在,比如在北京用15分钟从别墅区赶到了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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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欲拒还迎的凡尔赛式炫富加秀恩爱中,不真实感无处不在,能看到的只有物欲以及与物欲媾合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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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在小说里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当近代中国刚刚开启现代化进程时,真正的敏锐的作家已经感受到了风雨的前奏,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海派文学。

壹 海派是个什么派

实际上,文学史从来没有产生过以“海派”命名的,有着共同纲领、文学主张和活动的社团或流派,而且当北平知识分子把常常用来形容上海城市生活某些恶劣作风的“海派”一词引入文坛,而挑起 30 年代“京海之争”时,所泛指的也是上海文坛的恶劣风气。

它的矛头所向,用沈从文的话来说,是指“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并不是要指称或命名一个文学流派。

虽然在论争中,沈从文明确指出“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并为“海派”下定义说:“‘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 但他把“礼拜六派”作为旧海派的代表,并不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来说的,仍指斥的是礼拜六派“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冒充风雅”“哄骗读者”等坏作风。

可以说,30 年代“京海之争”所说的“海派”并不是文学流派意义上的称谓,而且也并无确指。但“海派”的名声不佳却使它成为一顶骂人的帽子,甚至连鲁迅都未能幸免。

可以确认的是,并不是所有于 20 世纪 20—40 年代在上海地区创作,并反映现代上海都市题材的作家都可归入海派作家,他们的小说都可归入海派小说的行列。

最典型的例子是茅盾的《子夜》,它虽然是反映 30 年代上海的一部最为厚重的著作,但其主题精神显然与海派格格不入。

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茅盾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剧情片

《子夜》(1981)

其间的差异,在于立场和态度,即对于在上海现代大都市和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过去未曾认识到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为方式,新的概念、价值或意义,采取的是相排斥、相对立,还是相适应、相追随的姿态。

这不是一条“斩钉截铁”的分界线,但从程度上可有一个大体的把握。总之,海派作家群在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文坛上的雅与俗之间,追随革命与救亡的主流文学和信奉自我与艺术的自由主义文学家之间,本来就是一个边缘模糊的中间存在。

最能代表海派作家群的价值观、人生观、文学观,最能反映海派文化的新信息和本质特征,最能标志海派文学独特成就的作家,既包括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新感觉派,还有 40 年代的张爱玲、苏青、予且等。

刘呐鸥

穆时英

张爱玲

苏青

贰 被物化的人

让物质“凡尔赛”起来

伴随着上海工商、贸易和金融的现代化都在二三十年代达到浪峰,上海都市的繁华也升向顶点。海派所以能够在二三十年代出现,正是一个现代都市成形的产物。

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现代都市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个地点或场所,而成为激发现代作家情感、思虑和发问的触媒,成为“一种隐喻”的起因。

都市里的人无不在炫耀着自己“凡尔赛式”的堕落生活,但是看起来有文化得多。

交际花把她的恋人看作是雀巢牌朱古力糖、Sunkist(橘子)、上海啤酒、糖炒栗子、花生米,因为“太爱吃小食”,以致患了消化不良症;

她“四周浮动着水草似的这许多男子”,“天天给啤酒似的男子包围着”;

让她“新鲜的人”是治愈她消化不良症的“辛辣的刺激物”,而被她抛弃的男子就成了给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渣;

“孤独的男子是把烟卷儿当恋人的”,而“把姑娘当手杖带着”;

女体成了“一张优秀的国家地图”,“风景线”,“妇女用品店橱窗里陈列的石膏模型”,不知“是生物,还是无生物呢?”

“电梯用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地抛到屋顶花园去”

穆时英把人的物化不仅通过修辞象征的手段,还表现在他对于摩登女郎的塑造,着重于肉体和服饰的物质属性上。

《白金的女体塑像》是这一特征最集中、最出色的体现。通过谢医师作为一名职业医生的角色提供的便利,作者便当地从外向里一层层地剥示着“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最摩登的妆饰、衣着和体质,或者说是创造了一九三三年都市欲望的新口味:

她佩戴的白金手表与她“全是那么白金似的”肌肤相称。她脱去暗绿的旗袍,黑宝石的长耳坠子和黑宝石的戒指,又与她绣了边的黑色的亵裙配套。她是残艳的、肺病质的,让人“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一尊无机的人体塑像。

穆时英让摩登女性直言不讳地说 :“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反过来说,她们的灵魂就是对于物质享乐的无限欲求,恋爱和婚姻都是满足这个无限欲求的工具。

但是,他痛恨人的物化,但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流露着对于物质世界的偏爱和欲望,他对于地狱般都市罪恶的揭露始终没有压抑他对于天堂般都市繁华的热爱。他写道: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 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

一边是无法控制的物欲,一边是不甘沉沦的灵魂。言不由衷地拒斥,乐在其中地享受。

叁 被物化的爱情

让爱欲“凡尔赛”起来

在海派作家的笔下,爱情是一大主题。

只是,在物质世界里,恋爱方式从五四式的“谈情说爱”变成了感官的飨宴:约会把双方都“变了烟酒商人”,“红印威司忌,黑印威司忌,骆驼牌和水手牌,樱桃酒和薄荷酒,鸡尾酒……”,对于“各种名贵的酒的醇味,各种酒的混合味,酒和烟的混合味,两种烟的混合味”的品尝,替代了情感的缺乏。

在穆时英的《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之中,那个“把朱唇牌夹在指尖中间,吹着莲紫色的烟的圈”的女人,让那个认为“人生是骆驼牌”的男子,领略了“三百七十三种烟的牌子,二十八种咖啡的名目,五千种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后,就改变了他的信仰。

这种物质化的爱情,反映的是作家对都市中人处境的认识,即不仅是“从生活里跌下来的”、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是胃与肢体的奴隶 ;那些享受着生活、无衣食之虑的人,也受着更大的物质欲求的驱赶,仍然是胃与肢体的奴隶。

刘呐鸥则相当深刻地以两性关系在现代都市中所发生的变化,揭示了机械原理对于人类的思想、情感和现代日常生活的渗透。

在《礼仪和卫生》中,他通过男主人公启明嫖妓的经验,探讨了这种曾经盛极一时的性方式在现代都市中落伍的原因:

“他觉得她们是非从头改造不可的。第一她们对于一切的交接很不简明便捷。她们好象故意拿许多朦胧的人情和仪式来涂上了她们的职业。没有时下的轻快简明性。”这使他“要达目的不知道空费了许多无用的套话和感情。事情总没有他所预料那样地简单的”,以致竟感觉到“早知道这样到(倒)不如不去的好”。

把嫖娼说得理直气壮、有声有色

与落伍的妓女行业形成对照的是摩登女郎的恋爱方式。她们都是“在刺激和速度上生存的姑娘”,代表了“在这都市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 的时代精神。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女主甚至对于素未谋面,一见钟情的“新交”也嫌其鲁钝,抱怨他“什么吃冰淇淋啦,散步啦,一大堆啰唆”。

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love making 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干的”,“郊外是有绿荫的”,她的每次恋爱史从未超过三个钟头以上呢。

这意味着功能论的价值观被应用到两性关系的认识上。它最要害之处就是把主体性的人降低为从属性的功能或者说是工具,以功能的价值取代了个性的价值,这鲜明地表现在爱的对象丧失了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

五四时期受到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宁肯双双赴死,也不放弃爱情,建立在个性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相互看作是唯一的恋爱模式,在摩登男女身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再寻找“唯一”的恋爱对象,而是从不同的异性方面求得不同的满足。

这事实上意味着每个人都被简约为一种功能,而不再是一个丰富的完整的个体。物化的爱情也就退化为欲望,它是性,是商品,是占有,唯独不再是爱情。

现代大都市的物化形态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早已经丧失了新鲜感。回到百年之前,我们依然发现了许多似曾相识之处。

只是,海派文学繁复地去描写的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者、交际花等等,笔下的都市生活繁华又糜烂。

如果说这既是无法自控地沉溺其中,又有因内心深处不甘沉沦的灵魂带来幻灭感,那“凡尔赛式炫富”的抗拒则不过是一种惺惺作态,其荒谬之处在于,“不在乎”的姿态本身却成为了最在乎的东西。

“凡尔赛式炫富”背后的价值观基础,是通过金钱、物质标识出的三六九等,借 “奋斗”之名吊在追随者眼前的大萝卜不过是无穷无尽的物质追求。“凡尔赛”的热度会退潮,但在都市生活想象中纠缠不休的物欲与爱情,从未离开。

今日话题:你曾经“凡尔赛”过或者被“凡尔赛”到吗?你怎么看待“凡尔赛学”?

编辑:丹怡 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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