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忆录》最诚挚的十句话,人的快乐不靠理性,而靠直觉

时间:2021-5-19 作者:花小时

1. 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文学回忆录》最诚挚的十句话,人的快乐不靠理性,而靠直觉

《文学回忆录》最诚挚的十句话,人的快乐不靠理性,而靠直觉

2. 真正相爱的人,不语,一瞥,不需比喻。智者面对,相视而笑,也不用比喻。

《文学回忆录》最诚挚的十句话,人的快乐不靠理性,而靠直觉

3. 不知原谅了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4. 孔子,及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骑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

5. 诸位要是真心在听,就该知道我的解释过程,就是我的自我教育过程。

6. 观点是什么?马的缰绳。手中有缰,胯下无马,不行。 所谓马,即文学艺术,怕走乱了,所以要缰绳。

7. 无知的人总是薄情的。无知的本质,就是薄情。

8. 所谓“冷”,就是你决绝了的朋友,别再玩了,不可以的。决绝了,不要再来往,再来往,完了,自己下去了。

9. 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

10. 一个人如果在一生中经历了艺术的极峰,思想的极峰,爱情的极峰,性欲的极峰,真是不虚此生。

作家张抗抗出“文学回忆录”:“鲁滨逊精神影响我一生”

作家张抗抗在《张抗抗文学回忆录》新书发布会上致辞。

《文学回忆录》最诚挚的十句话,人的快乐不靠理性,而靠直觉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知名作家梁晓声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走上文学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年轻时受到张抗抗的影响,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学能改变命运”。1972年,在北大荒当知青的张抗抗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那年她22岁。因为杰出的文学才华,1976年张抗抗进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这一励志故事对于当时前途一片迷茫的知青们来说,简直是一盏明灯。“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看不到前途,我更不可能知道写作会改变命运”。张抗抗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应道,“我那时写作,完全因为热爱文学,希望在文学世界里寻找安慰。”距第一部小说发表已近半个世纪,69岁的张抗抗最近出版了新书《张抗抗文学回忆录》。不止于此,她1986年出版的知青文学《隐形伴侣》,与梁晓声、史铁生等20余位当代知名作家的知青小说一同被收入最新出版的“知青小说代表作”丛书。张抗抗作品中学生读本《瞬息与永恒的舞蹈》也于今年出版。“或许我这个年龄应该开始写回忆录了?”张抗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她希望延续一些年再写回忆录。“写回忆录必须说真话写真事儿,需要酝酿更成熟再动笔。毕竟个人的回忆是历史的一种组成。”

《文学回忆录》最诚挚的十句话,人的快乐不靠理性,而靠直觉

写作是荒芜中的精神寄托

《文学回忆录》最诚挚的十句话,人的快乐不靠理性,而靠直觉

环球时报:最近出版的《张抗抗文学回忆录》是一本怎样的书?

张抗抗:这本“回忆录”较为完整地收录了我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谈以及我的文学观;收录了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些经历;还收录了近30年来,我和文学评论家、记者进行的若干篇重要访谈。这本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一定的研究分析价值,亦可代“回忆录”。

最新出版的“知青小说代表作”丛书。

环球时报:“文革”时期,很多年轻人都把精力耗费在那场运动中,为什么您会醉心于写作?

张抗抗:我的文学梦想始于少年时期,内心充满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出生在杭州,父母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我很小时,他们就教我背诵普希金的诗。我小时候很爱写作文,也爱读书。当我沉浸在小说的悲喜之中时,整个灵魂都受到了冶炼,觉得文学可以寄托和表达自己无穷无尽的思想和感情。由于“诗和远方”的召唤,1969年我选择去北大荒“上山下乡”。上火车时,我的挎包里装着一本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当时月台上一片哭声,我没掉泪,好像看见远方铺满了鲜花。到了农场,我的练笔从写信开始,后来写生活札记和短文。宿舍没有桌子,我在外面捡了一张被人扔掉的小炕桌,桌子腿儿和桌面都没有被刨光,带着毛刺儿。我把捡来的画报纸下面垫上硬纸板,上面蒙了一层半透明的塑料薄膜,变成了一张“书桌”。

农场生活的艰苦我都已淡忘,难以忘记的是精神上的苦闷,是那个不理解青年人热爱文学事业的心情的环境。在种种冷嘲热讽面前,我还是挣扎着挺过来了。如果不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这种看不到前景的努力,又是为什么呢?写作能使我感到充实,是寂寞与荒芜中的精神寄托。疲惫的劳动之余,在烛光下读书写字,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没有虚度生命,生活因此变得有意义。

张抗抗作品中学生读本《瞬息与永恒的舞蹈》

女性作家更关注自我感受

环球时报:您小时候最喜欢《鲁滨逊漂流记》。如果说“文革”浩劫将当时的人们推向心灵的荒岛,身处其中的人应如何“绝路逢生”?现在的您如何理解“鲁滨逊精神”?

张抗抗:我读《鲁滨逊漂流记》是在小学高年级。那时候对这本书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认识,更多的是对海洋的向往、探秘的好奇,还有对鲁滨逊冒险精神和生存智慧的钦佩。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鲁滨逊这个人的性格其实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他在荒岛上首先要克服寂寞和恐惧,那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他独自解决了一个人在岛上生存下去的种种难题,从搁浅小船的面口袋里找到了几粒麦种,几年后种出了一片小麦地,还烤出了面包。与其说他在岛上被动等待获救,不如说他通过自救而“绝路逢生”。面对人生的苦难,我们应该学习“鲁滨逊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恶劣外部环境的认同。

环球时报:中国出现了一批像您一样思想深刻的女作家,但为什么总体上,中国女性作家的数量比男性作家少很多?如果一定要总结女作家的视角与男作家有什么不同,您认为那是什么?

张抗抗:我在30多年前就说过,女作家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就像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和女人。男作家、女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人的困惑和渴望、人生的苦难和欢乐,寻找灵魂的寄托。然而,男作家和女作家所呈现的作品文本,从视角、构思、语言、文风、细节以及思维方式等所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如果我们借用“女性文学”这个概念,可以看到女性作家更为关注自我感受,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至于为什么女作家的数量少于男作家很多,这是因为在以往的封建社会,女童受教育的几率大大低于男童,尤其是农村。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有了改变。进入21世纪后,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女性作家的比例正在快速上升,出现了很多好作品,其中有相当不少乡村背景的女作者。

中国文学缺少一个大写的“人”字?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如今,我们在手机上进行了大量阅读,几乎“无所不知”,但思想的厚度却越来越单薄。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抗抗:手机信息快捷方便,尤其是微信,使得更多人从中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即便有人认为手机阅读根本不能称之为阅读,那也可算得是一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吧。但手机信息基本上是碎片化的,零星、直白、一题一议,不太可能提供给人系统、完整的阅读经验,常常是过目即忘。而那些优秀的、经典的书籍,每本书都有完整的思想表达,需要进行反复细读、深度思考,才能透彻地理解。由此收获的营养,自然和手机阅读不在一个层面上。当代社会最合理的读书方法,应该是纸本书加电子读物(包括有声书),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缝隙都充分利用起来。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整体上,中国文学的缺口,是缺少一个大写的“人”字。如何理解这句话?

张抗抗:我决无意否定悠远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但一些传统文化确实不同程度地束缚、压抑了人性,否则就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宋代儒学兴盛,文学主流渐倾颂圣歌德、文风讲究华丽规整,一直走到清代的八股文套路。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具有对“功名利禄”的批判意识,《西游记》前半部分具有对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的向往,其他很多作品里所表现的人都是皇权的奴性附属品。大写的人,就是独立人格,反对一切奴役人的神权与皇权。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提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人道主义已开始重视“人”之外一切生命的权利。中国的“五四”启蒙未完成就中途夭折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又接续。文学即人学,缺少人性光辉的文学无法照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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