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引发“薇拉头”热,电影的深意更值得玩味(阿尔巴尼亚经典老电影创伤)

时间:2021-5-18 作者:花小时

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引发“薇拉头”热,电影的深意更值得玩味(阿尔巴尼亚经典老电影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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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拍摄于1969年,导演是阿纳格诺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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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导演还执导了《绿色的群山》(1971年)、《墙上的红罂栗》(1976年),这部电影曾在意大利第15届青年儿童节上获奖,可见这位导演的电影作品并非庸庸碌碌之作,其功力不容我们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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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1970年由上海译制厂译制后公映,与电影的成片时间几乎是一前一后,可以说,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刚刚出炉,就被引进国内,之间几乎看不到有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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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之前没有看过《创伤》,甚至连这个电影片名都没有听说过。为了厘清文革期间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放映情况,笔者大致罗列了阿尔巴尼亚电影进入中国的顺序(这里仅指文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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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当年国内无一部新片,唯一引进的国外片,是阿尔巴尼亚的《广阔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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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无新片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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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引进了四部译制片,均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分别是《创伤》、《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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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五部译制片中阿尔巴尼亚电影一部,是《伏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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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五部译制片中阿尔巴尼亚电影两部,分别是《脚印》、《勇敢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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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九部外国片,阿尔巴尼亚两部,分别是《战斗的早晨》、《第八个是铜像》。

1974年,无外国新片。

1975年,5部外国片中,阿尔巴尼亚电影是《山姑娘》。

1976年,7部外国片中,阿尔巴尼亚电影三部,分别是《小贝尼》、《战斗的道路》、《在平凡的岗位上》。

1977年之后,阿尔巴尼亚电影基本绝迹了。实际上,中美建交之后,阿尔巴尼亚开始指责中国,中阿关系就相应地降温。但电影毕竟有一个后延影响因素,所以,一直到1976年仍有阿尔巴尼亚电影进入中国。

1970年引进的四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中,其中三部都是战争片,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银幕上,是这类电影简单直接的火爆场面,引得观众的强烈关注。

而《创伤》是当年度唯一一部现实生活片,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所以在刀光剑影的影响度上要逊色于那些战争题材影片,但是,《创伤》里反映的现实生活,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时尚趋势。

当时,电影最显见的外在影响,是影片里的女主人公薇拉的发型,引发了中国任何时代都压抑不住追风逐电冲动的年轻女性的追捧。

所以,这种模仿薇拉装束的发型,就被称之为“薇拉头”,因为薇拉又译成维拉,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维拉头”这一种说法。实际上,都是指的是同一种发型。也有网友说当年流行“米拉头”,米拉是《宁死不屈》中的女主角,她的发型只是一种卷发,文革期间难以有流行的可能,应该是网友的误记。

薇拉头是什么样的?

在《创伤》里,我们看到薇拉的头发卷起来,盘在脑后,高高地凸起在发梢上,给人一种精明、干练、利索的感觉。

薇拉的职业是医生,她盘起头发,带给人的是一种职业女性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而盘起的头发,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把人的视线上移,从而压缩了脸蛋在人的直觉里的分配比,实际上是把脸盘给下压了一点,使脸型更显得婉约小巧,所以盘起的发型,让脸型的轮廓更显得匀称、小巧与灵动。

我们注意一下,电影里的薇拉也曾经放下过她的头发,看上去,整个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带卷的短发发型,而薇拉恢复出这样发型的时候,多是她情绪不好、思想波动的时候,这时候的薇拉看上去带了一点世俗气,与盘发带来的那种高洁感几乎是一个天、一个地。

文革期间,中国女性的发型无非就是短发与小辫子,薇拉发型带来的新鲜意味,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城市女性迅即地从电影里学舌了薇拉的那个别出心裁的发型,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这就像《追捕》公映的时候,出现了平板寸的杜丘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放映后,观众中掀起了瓦尔特拳热,个中的追逐时尚的动机与欲望都是如出一理。

而实际上《创伤》里蕴含的内涵还不仅仅是最外在的发型那般一网打尽。

在电影里,主体情节是薇拉与丈夫在生活道路上的冲突,丈夫觉得从高高在上的城市机关,下到偏远的生活前沿,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而薇拉则认为在城市里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进步,安置自己幸福的小家。

这是电影里的主线。配合着这一条主线,电影里还设定了几个病人,而实际上《创伤》对影片里的几条线索安排得有一点明显头重脚轻之感,这也是当时观众对阿尔巴尼亚电影一致认为看不懂、莫名其妙的原因。

电影既然是以薇拉的人生抉择为主线的,但电影开头部分,却冗长而大段地介绍了基层民众受伤的来龙去脉,而影片的最后,也没有交待薇拉与丈夫的动向,反而表现了一个被薇拉治愈后的大叔,一路回到故乡,然后电影就戛然而止在这里。

按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薇拉是电影里唯一具有情感线索的环节,电影结尾,总该交待一下这一主线人物的命运走向吧,但电影似乎把薇拉给忘了,观众最关心的人物脉线,也就不了了之。所以,中国观众又送给阿尔巴尼亚电影一个“没头没尾”的评价,其实所言非虚,都有确凿的证明。

就是影片里这个被薇拉治愈好的基层大叔,身上却牵连起阿尔巴尼亚历史背景里的种族矛盾。

这个大叔身上带有一颗埋入了27年的子弹,按照拍片的时代六十年代末来计算,这个枪伤大概是1940、1941年左右造成的,看起来好像是抵抗法西斯入侵引发的创伤,可惜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颗子弹却是不同族群相互仇杀的结果,是当时由于“旧风俗、旧习惯、旧法令导致的族群殴斗。”

实际上电影暗示了阿尔巴尼亚这个巴尔干国家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而大量存在着的种族冲突的深层积痼,这种历史病因,就像一颗子弹一样,埋入在体内,随时给卷入这种冲突的生命带来致命的伤痛。

电影里表现了外科医生顺利地取出了这些历史积怨化身的子弹,但是,随着阿尔巴尼亚的政体转型,这份曾经被消弥的伤痛再次复发,依然是当下这个国家挥之不去的痛。

崔永元当年主导拍摄《电影往事》的时候,其中有一集是《宁死不屈》专题,摄制组当时专程到阿尔巴尼亚寻找电影的主创人员,最后节目里呈现出的内容,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很多东西,比如种族矛盾,你作为一个怀旧电影的拍摄者真的无法去作出更为合理的评价。

《创伤》里有一句话,面对过去的种族之间相互仇杀、甚至在体内留下长达27年的子弹的历史遗留痕迹,剧中人物说:没有党,我们会和过去一样。

这句话,从客观的中性来看,是不是这样?不同国度的观众,都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但是,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依然被相互仇杀的种族纷争撕裂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至今可以在巴尔干半岛的动荡硝烟中,看到阿尔巴尼亚依然饱受着电影《创伤》所说的历史陈疴的折磨。

说完了电影里的历史伏线,再来看看《创伤》里的人物选择。

影片里薇拉的丈夫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高高在上,是无法学到真正的知识的,唯有深入到生产一线,才能发挥作用。他形容自己下基层的前后对比是:“下去像教授,回来像小学生。”

就是因为高高在上、脱离生产实践,只会让自己掌握一点表层的皮毛,而根本未涉及到生活的一线硬核关键。

丈夫坚定了扎根基层路线,而薇拉则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唯有留在城里,才能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到僻远之地,连基本的技术平台都没有,过去掌握的技术根本无用武之地。

要说服薇拉的这种观念是相当困难的,实际上,从阿尔巴尼亚日后的走向看,民众恰恰走了一个与电影里的薇拉相反的路线,那就是不是朝向下的那个方向走去,而是出国。

而《创伤》拍摄的年代,必须有一种让人心服口服的理念,说动薇拉的一已成见。

我们看到,电影里是通过医院里的老领导的耳提面命,完成对薇拉的精英思想的批判的:“手术室是造就不了医生的,可医生却造就手术室……医学不是我们借以搞个人事业的一门科学,我们的义务是使所有的病人健康地回到岗位上去,这是医学的唯一目的,你应该从中找到做医生的乐趣。”

老领导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薇拉只想提高自己的技术,求得个人事业的进步,但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成功,况且人可以创造条件,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填平差距,拉动发展,使僻远之地,能够达到城市的技术水平。这就需要更多的付出与努力。

所以老医生又送了薇拉一句话:“要战胜自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医疗体系下放到社区、下沉到基层,是服务民众的一个趋势与方向,与《创伤》里薇拉的选择完全一致。

影片里薇拉思想触动的主要理论,应该就是医院老领导的这一段话。

但之前,她的丈夫对她的影响,她的父亲与母亲对她的批评,还有她在下班回来的路上看到的那些坐在客车上、兴高采烈上山下乡的青年男女,都在影响着薇拉的人生选择。

电影里的主体情节是薇拉的思想转变,我们可以说,薇拉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属于一种熵,欲使之发生变化,就必须施予外力,整个电影苦口婆心就是劝说薇拉这样的小资因子携带者,如何投入生活的洪流,但实际上,我们却感到薇拉的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并不会像电影里所表现的那样立竿见影地一触即溃,而阿尔巴尼亚的日后走向证明,失去了外力的干预,民众的设置自己的前行方向,恰恰不是如《创伤》里薇拉那样的“下行”走向,而是一种向外出行的“上行”路线。从阿尔巴尼亚目前三百多万人口,有一百多万的人在国外打工就可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流走向的现状。

包括《宁死不屈》米拉的扮演者都定居在希腊,据她自己说,是因为希腊的生活条件好一点。

因此,我们今天来看《创伤》,可以从中看到它对人性与本能的一种撬动,是人类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难点,薇拉的选择在电影里借助于影像手段,轻易地完成了,实际上,薇拉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人类的一种群体现象,阿尔巴尼亚的现实,恰恰证明了薇拉不是走向乡村,而是走向了国外。

电影留存了一种现实的真相,薇拉是一个真实的心态的凝聚,电影折射出的是这种心态的普及与顽强。由此,《创伤》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种心态的影迹,不管电影里给这种影迹安置的是上行还是下行的命运,《创伤》里人物心态的映射却是真实的,具有认识价值的,保真了那一个年代的社会氛围,而且依然在今后的时光里,如影形随地缠绕着未来的生活。

因此,《创伤》永远不会过时,它记载的生活与生存的密码,依然会在我们今后的世代上演着与诉说着。

阿尔巴尼亚电影的青春价值,或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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