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

时间:2021-5-26 作者:花小时

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社会科学家无可回避的立场问题。虽然很多研究并没有直白地点明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但这二者无疑导致了不同学派、理论、范式和方法之间的根本分歧。作者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研究中无法抛弃的"肌肤",而不是自由选择的"衣物"。因此,政治学者应当拥有明确的、连贯一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并且有能力去捍卫它们。

政治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

简而言之,"本体论"(ontology)就是"关于存在的理论"(theory of being)。本体论的核心问题是:现实的形式和本质究竟是什么?因此,本体论立场间最大的争议就在于究竟有没有一个独立于人类观念的真实世界。对此持肯定态度的立场被称为基础主义或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而持否定态度的立场则被称为反基础主义或建构主义或相对主义。当然,这里说的反基础主义一般局限于社会现实,因为很少有学者会彻底否认自然世界的客观存在。反基础主义的核心论点在于脱离了人类观念后,社会现实就不再具有角色、权力和因果性。这也意味着,所有的社会现实都是具体的、局部的,而且它们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起来的。

"认识论"(epistemology)就是"关于知识的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从世界中知晓什么,以及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此,认识论立场间最大的争议就在于观察者究竟能不能从社会现象中辨识"客观"或"真实"的关系。在反基础主义的本体论立场上,认识论立场显然也是明确的。如果并不存在独立于人类观念的真实世界,那么我们显然不可能"客观"地认识世界。此时社会科学的目的就在于诠释人类行为的意义,换言之,理解(understanding)比解释(explanation)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本身是由行动者诠释的,而行动者的诠释又会被观察者再次诠释。这一认识论立场被称之为"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

从基础主义的立场出发,世界是独立于观念的。因此,如果研究者具备必要的技能,那么他们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就应当是一致的。当然,即使承认我们能够客观认识世界,这里还存在认识方式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因果关系的态度。其中,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观察来研究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而实在主义(realism)则认为社会现实中存在无法被直接观察但又十分重要的、深层的、结构性的关系。

在当代的政治学研究中重提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个古老的议题并不是无事生非。一方面,二战以来,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兴起并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使得很多的学者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争议已经解决,或者至少已经不再重要。事实上,本体论和认识论中还有很多至关重要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譬如究竟是本体论决定了认识论还是认识论决定了本体论。另一方面,在既有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在事实上采取了非常功利主义的立场:他们在不同的项目甚至同一项目的不同部分随意地使用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甚至明显错误地搭配本体论立场和认识论立场。而作者认为这些立场是不能转化的,甚至是难以沟通的。譬如实证主义者永远执着于因果关系和"客观的"一般化发现,因此其研究不可能脱离来自量化的证据;而诠释主义者则几乎必然地会埋首于对定性资料的解读。在实在主义者看来,定量研究只能作用于社会现实中可以被直接观察的部分,而对于深层的、结构性的关系,研究者只能通过建立定性的理论来间接地观察其后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不欢迎不同立场对同一个研究议题的讨论。以全球化为例,政治学家往往采取了基础主义之上的实证主义和实在主义立场,而社会学家(尤其是文化学者)则往往采取了反基础主义之上的诠释主义立场。对于实证主义者而言,虽然他们一直在争论全球化到底规模如何,但他们都同意全球化是一个可以测量的经济过程,这引导着定量研究者去测算全球化的普遍后果。但在实在主义者看来,我们确实能观察到全球化的一些后果,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影响力的来源,但我们不可能直接地观察作为现实的全球化,这引导着定性研究者去发现不同案例中全球化的不同表现。与此同时,诠释主义者则更加关注全球化对人类的意义,以及全球化(非相反的过程)是怎么被成功构建和普遍接受的。

文献来源:Paul Furlong and David Marsh: "A Skin Not a Sweater: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ir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作者简介:Paul Furlong,卡迪夫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荣休教授,主要关注欧洲研究与社会科学哲学;David Marsh,堪培拉大学治理与政策研究院教授,主要关注政治参与、治理与政策变迁。

编译:陆屹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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