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丹: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红学著作——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时间:2021-5-17 作者:花小时

一、 问题的提出

詹丹: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红学著作——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近年来,研究《红楼梦》文本的白先勇产生了较大影响。最新发表的《2018年度中国红学发展研究报告之一:以〈红楼梦〉文本研究、红学史及红学活动为中心》一文,对白先勇解读《红楼梦》的观点给予较多篇幅的介绍,并以研究白先勇的刘俊的相关论文,总结了其红学特点。该报告还将白先勇推崇程乙本(笔误成“程甲本”)作为首要点予以标举[1]。此前,研究古代小说的名家吴新雷、宁宗一等,或接受访谈[2],或发表论文[3],都大力推荐了《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一书,也同样认可其对程乙本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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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所藏程乙本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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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白先勇的这一观点,确实值得我们重视。首先,他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因塑造过不少优秀的女性形象受到评论界好评,而对主要描写“几个异样女子”的《红楼梦》,白先勇该有会心不远的感悟。其次,他又相当熟悉《红楼梦》,从少年时代开始阅读《红楼梦》,一辈子保持这一爱好(第3页),对《红楼梦》可谓“不弃不离”,成年后,他在美国和台湾地区开设解读《红楼梦》的课程。透彻理解《红楼梦》,对他来说应该不在话下。再次,白先勇对《红楼梦》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是“天下第一书”,是中国浪漫文学的最高峰,是中国“情”文化的集大成者[4]。他能够提出这样高的有关思想艺术的综合性评价,想必是在作品中找到了充分的依据来支撑其观点,所以,阅读其著作将有助于我们揭开《红楼梦》之所以伟大的奥秘。

詹丹: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红学著作——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当然,确切地说,白先勇致敬的是《红楼梦》的程乙本,与此同时,庚辰本常常被他拿来做反面教材,据说他对比的结果是发现前八十回的庚辰本“不当或错误”有“190处之多”[5]。而他在台湾大学开课时,用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整理本(下文简称“庚辰本”)而不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整理本(下文简称“程乙本”)做教材,并不像吴新雷所说是尊重庚辰本的历史地位[6],实在是因为当时程乙本买不到了,才不得已用庚辰本来代替,这一点在他的书中有清楚交代(第10页)。但也正因为用庚辰本作教材,才方便他不时来指责庚辰本的所谓“错误”,以此抬高程乙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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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石头记》庚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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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脂钞本与程印本的差异,或者拿相对接近脂钞本的程甲本与程乙本比较,是红学界一个延续甚久的讨论话题。胡适在民国时期为重印的程乙本作序时,就说“这个改本有许多改订修正之处,胜于程甲本”[7]。而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则认为程乙本是越改越坏,比较重要的改坏约有112处[8]。晚近时期,吕启祥取两个本子各十回作样本,比较其差异,认为程乙本既改正了不少讹误,也有改错改坏的[9]。而同样比较了十回样本的刘世德,则认为改坏是基本的,改得正确的只占少数[10]。虽然结论尚可讨论,但晚近的讨论都是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结论相对而言只具有局部的意义。此外,《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以拥护脂钞本的态度,对程乙本中的异文多有批评[11],但作者也没有像白先勇那样,似乎把推崇某版本作为自己分析《红楼梦》的目的之一。白先勇几乎在前八十回每回的讲解中,都要举几个例子来进行优劣比较,这使得《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书的问世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其意义不在于在对两种版本优劣的持久讨论中,白先勇给程乙本提供了新的有力支撑,而在于,作者对程乙本所做的毫不掩饰又殚精竭虑的辩护,清楚凸显了庚辰本和程乙本各自的思想艺术特点及其局限,加深了我们对《红楼梦》的深入理解,值得我们来跟随他分析,并反思其结论。

詹丹: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红学著作——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二、 言语与人物

詹丹: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红学著作——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刘俊在其《文本细读·整体观照——论白先勇的〈红楼梦〉解读式》一文的第三部分“版本互校与整体观照”中,概括白先勇的发现为:

“庚辰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人物语言与身份不符、人物性格前后矛盾、甚至人物行为的因果关系产生了颠倒等问题,而“程乙本”则基本上不存在这些问题。[12]

从关注人物言行及性格关系入手比较两个版本书写的优劣,切入点是对的,但结论是否如白先勇所说,则还需要斟酌。众所周知,白先勇熟悉《红楼梦》,也深谙传统戏曲。《红楼梦》恰恰是在小说中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元素,丰富了人物的表现力,这里先举与戏曲相关的两个例子。

(一)戏里与戏外

第三十五回写宝玉挨打后,黛玉看到不断有人去探视宝玉,想到自己的孤单,内心不免感伤,回潇湘馆后,她借着对《西厢记》莺莺身世的感叹,把自己的感伤抒发了出来。我们先来看白先勇的论述:

庚辰本是这样的:“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这段话又不像曹雪芹写的。程乙本简洁:“双文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想到这里,又欲滴下泪来。它不讲“今日林黛玉之命薄”,而用“今日我黛玉之薄命”,讲自己连名带姓一起讲这就不对,什么“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这些话都累赘得很。(第271页)

在这里,他先习惯性地判断庚辰本的文字不像曹雪芹的手笔,而理由一是语言不如程乙本简洁,二是程乙本用“我黛玉”来代替了“林黛玉”这样的称谓,更符合自称。但这貌似合理的解释似乎并不成立。因为当林黛玉以莺莺的身世来与自己比较时,她为了表示公正,内心虚拟了一个旁观者,由此展开多个层次的思维推进。首先是黛玉因自己的孤单而找出戏里的莺莺作安慰,但当她暗自类比莺莺时,突然发现两人的不可比性,于是借一个客观者的口吻,又反过来用林黛玉的身世来安慰莺莺,对她说:你虽命薄,毕竟还有“孀母弱弟”。就这样,在反过来以黛玉陪衬、安慰莺莺的同时,就把黛玉拖入深一层悲情中。但这还没完,当黛玉把自己逼回自我而感叹时,突然又加入了不及莺莺的新一层意思:如果说佳人薄命,我连佳人还不是呢。因为这样的自谦自怨只能由自己来说才合适,所以她才由旁观的虚拟口吻回到了自己的口吻,这就把意思推进到第三层。在这里,庚辰本称谓看似有差错,其实是与内容的多层次转换紧密相关的,这也正符合林黛玉深婉曲折的惯有心思。白先勇欣赏程乙本削减层次后的内容,虽然不是说不可以,但据此来指责庚辰本的人物言语,用“这些话都累赘得很”将其一笔抹倒,就很欠妥了。因为言语的累赘和不累赘,是与表现内容是否充实密切相关的,不仔细讨论相应的内容,或者以简化了层次的内容来衡量另一种言语表达,这样的评价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

钱松喦所绘的潇湘馆

第四十四回写到王熙凤生日那天也是金钏生日,贾宝玉偷偷去城外祭拜了金钏。回到荣府宴席上,大家一起看《荆钗记》演出,戏中的男主人公误以为妻子死于江中,就去江边祭拜,戏中也就有《男祭》这一出。小说写林黛玉对此发表了议论,而关于贾宝玉的行为,庚辰本和程乙本是有差异的,我们看白先勇是怎么论述的:

林黛玉看到《男祭》,就跟宝钗讲,这个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哪里祭一祭好了,一定跑到江边上干什么?俗话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哪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黛玉说完,你看下面的响应,庚辰本:宝钗不答。宝玉回头要热酒敬凤姐儿。这一句变成这样子,那就跟《荆钗记》一点关系都没有了。程乙本:“宝钗不答。宝玉听了,却又发起呆了。”这就对了。宝玉在想,他何必跑那么远去祭金钏儿呢?就在贾府里面拿一碗土就可以祭了。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否则讲不通。(第335—336页)

白先勇认为宝玉听了发呆,才是跟黛玉的议论有关系。他不明白的是,尽管薛宝钗和贾宝玉两人似乎都听出了黛玉话里有话,但宝钗不便掺和进来,宝玉要躲开黛玉的锋芒,也需要进一步掩饰他的心事,所以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表面的没关系中,其实有深层次心灵化的戏剧冲突,或者说,借这种表面的没关系把深层次的冲突表现出来,这正是庚辰本高明的地方。而程乙本的描写看似相关,让宝玉似乎被黛玉点破心思似的发起呆来,其实还是把宝玉的个性理解得简单化了,也把黛玉一番议论引出的冲突肤浅化了。而想象宝玉会在贾府里祭拜,更是欠妥。因为宝玉本来就神秘其事,故意要跑到城外远处祭拜的。黛玉强调这样做不必要,就把对宝玉的讽刺意味强化了,尽管表面看,她似乎以一语双关的方式,给宝玉提了个好建议。

清代费丹旭所绘的林黛玉

在上述两例中,无论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还是他们的对话(或者拒绝对话),把戏曲人物引入当时场景中后,小说人物的戏剧化冲突得到深化,冲突的层次也因此更丰富。这样的艺术效果居然未被熟悉戏曲冲突的白先勇理解,这是令人惊讶的。而其分析时缺乏对人物性格和心理体贴入微的关注,倒还在其次。

(二)情感与逻辑

言语与人物个性相关,这常常在特殊语境中得到随机而又生动的表现。对于特殊语境下的言语方式,白先勇有他自己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也需要我们再思考。

第四十六回,写年老好色的贾赦想讨鸳鸯为妾,鸳鸯的嫂子为巴结主子,来劝鸳鸯听从,结果被鸳鸯一顿臭骂。庚辰本中夹杂了程乙本中所没有的几句话,又被白先勇挑出来加以批评: “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儿——又满是喜事。”庚辰本这几句,程乙本没有的,我也觉得多余,扯出宋徽宗、赵子昂来了!我想,就算鸳鸯是认识字的,因为她跟着贾母抄佛经、自习,但未必用得上这两个典,而且用这两个典骂嫂子,这嫂子茫茫然,什么赵子昂、什么宋徽宗,我想不妥,可能也是抄书的时候加进去的。(第358—359页)

这里有一点可能说对了,鸳鸯用这两个典来骂嫂子,她嫂子大概是听不懂的,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但由此认为作者写这句话不妥,却又说错了。恰恰是因为她嫂子未必听得懂这样的典,才说明鸳鸯在痛骂她嫂子时,首先倒未必考虑是否能被她听懂,只要能够出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自己心中憋下的一股气宣泄出来就够了。这种情绪化的宣泄,常常带有一些非理性色彩,带有一点恨不择言。这一点,不能被从事小说创作的白先勇所理解,同样令人感到惊讶。

与此相类似的是,第五十九回写春燕娘等见莺儿和春燕摘了嫩柳条来编新鲜花篮,因为那片花木是她分管的,便心疼得狠狠骂春燕,其中的用词又让白先勇发现了庚辰本的“问题”:

这一句我觉得骂错了,骂她自己的女儿“编的是你娘的屄”,这不是骂到自己了吗?程乙本是“这叫作什么?这编的是你娘的什么?”这样子也就算了。程乙本里面没那么多粗口,庚辰本不知道怎么搞的,粗口多得叫人吃惊,连王熙凤也骂粗口,这就太过了。这是手抄本嘛!手抄兴致来了加几句也有的。(第467页)

且不说白先勇常常把凡是他认为不合适的描写归到抄书人即兴发挥,其提出的春燕娘骂到自己头上,恰倒是对情绪激动者不及思考的生动表现。比如第十一回写焦大醉骂,庚辰本作“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而不是像程乙本写的是“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也是表现非理性状态中人的妙语,本来也应该在白先勇的理解力之内的。至于人物语言中有粗口,这既符合春燕娘的身份,也符合情绪激动时的反应,同样有其合理性。

(三)“生僻的冷字”和“怪文法”

白先勇曾就宝钗的言语比较两个版本的差异,提出了一个看法。第五十二回中,大家都想看宝琴收藏的外国女孩写的诗歌,宝琴推说没带进贾府,林黛玉当即表示不信,还提出了很难反驳的理由,于是引发了宝钗一句评价。先看白先勇的论述:

宝钗笑道:“偏这个颦儿惯说这些白话,把你就伶俐的。”我想这不通,太别扭,程乙本是:“偏这颦儿惯说这些话,你就伶俐的太过了。”不是顺多了吗!《红楼梦》的好处是它很流畅,不喜欢用特别生僻的冷字,不用弯来撇去的怪文法,读来非常顺当。(第408页)

确实,程乙本的话顺多了,但庚辰本似乎只有半句的话,含义是指责和爱怜兼而有之的,而程乙本却把这句话的含义变得单一了。而且,这样直白地指责对方,也不符合薛宝钗的个性。

此外,还有许多被白先勇认为庚辰本用错的词语,其实是他不明词意而产生的误判。第五十七回写薛姨妈把邢岫烟聘为薛蝌媳妇,邢夫人觉得再让她住大观园欠妥。贾母觉得没问题,说“况且都是女儿,正好亲香呢”。白先勇说没有“亲香”这个词,然后举程乙本“正好亲近些呢”作为标准(第450页)。他不理解,“亲香”正是当时的俗语[13]。傻丫头捡到了绣春囊,庚辰本作“这痴丫头原不认得是春意”,白先勇又强作解人说,“春意”后要加个“儿”,说“春意”就不对(第612页)。他同样不理解,作为当时的俗语,说“春意”没错[14]。第七十二回写司棋的表弟因进大观园幽会被鸳鸯发现而出逃,庚辰本写:“这时候有个婆子悄悄告诉她说,‘你兄弟竟逃走了’”,白先勇又说“这个地方庚辰本错了,怎么会是兄弟?是表弟”(第600页)。他不知道,方言中表弟可以称“兄弟”,而程乙本写“表兄”,倒是错了。

清代孙温所绘的刘姥姥进大观园

如果说上述的都是方言,白先勇不明白而发生误判还情有可原,但有些语典他也不清楚,就让人奇怪了。比如小说写《抛红豆》歌词,有“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白先勇认为金“莼”有点怪,并暗示程乙本用金“波”更合理(第213页)。殊不知“粒”是米粒,“莼”是“莼鲈之思”的莼菜,都是固体物,才能噎在喉咙里,如果改为饮品金“波”,又怎么能“噎满喉”呢?而且,说如此有名的“莼”为怪,也有点说不过去。白先勇又对第五十六回的回目用词提出异议: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庚辰本这个“时”字我没见过这么用,“时宝钗”什么意思呢?程乙本是:“贤宝钗小惠全大体”,我想这个就对了。庚辰本这个本子,基本上是拿来做研究用的,最原始的是什么样子,就保留什么样子,纵然明显是当初抄错,也不改它。(第437页)

其实,这里的“时”是合时宜、识时务的意思,并不难懂。而在第一回贾雨村所咏的“钗于奁内待时飞”中,已经把宝钗与“时”联系了起来,这样使用虽不能说特别高明,但其实要比程乙本的“贤”字好些,把“时”视为一种错,“没见过这么用”,问题似乎还在白先勇自己身上。

刘俊在分析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时,追溯了其理论的西方渊源,认为其分析是化用了西方新批评派方法[15]。在此我也不妨借用西方一位理论家的观点,来对白先勇赞许程乙本、批评庚辰本的观点加以论述。罗兰·巴尔特在其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举人们关于文学再现现实之不可能的各种观点时说,“用拓扑学术语说,我们不可能使一种现实的多维系统来与语言的一维系统相互对应”。“但是”,他随即话锋一转说,“正是这种拓扑学的不可能性,文学不愿意并永远不会愿意受其拘束”[16]。也许对巴尔特的话可加以发挥说,优秀的文学不愿意受一维的束缚,而平庸的文学家倒是心甘情愿进入一维的语言世界,达成逻辑的自我满足。

于是,我们发现,在庚辰本中,黛玉内心世界虚拟的多人称对话,黛玉讽刺宝玉的借题发挥以及宝玉回应黛玉讽刺的错位,鸳鸯与嫂子、春燕娘与女儿痛骂的非对应性,以及薛宝钗指责黛玉时用语的“怪文法”,包括白先勇认为庚辰本中的许多“怪字”,都成了对一个光滑、顺畅的一维文学语言世界的拒绝,而程乙本则不断用重新梳理的文字来接受这一语言世界的驯化,导致的结果用白先勇的话来说,“读来非常顺当”。是顺当,但只是完成了平庸的顺当。

三、 思维与价值

言语的问题既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也是思想价值的问题。白先勇有许多判断的失误,既有语言理解的问题,更是因思维方式、价值观判断上出现了偏差。

白先勇似乎不怎么理解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区别,会以现实生活的事实和逻辑来要求小说创作,结果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时,贾母介绍凤姐的绰号“凤辣子”的来历,说是“南省俗谓作‘辣子’”。白先勇批评道:“庚辰本的‘南省’”何所指,查不出来,程乙本把‘南省’作‘南京’,南京有道理,贾府在金陵。”(第64页)第十四回写秦可卿出殡,宝玉路遇北静王,白先勇又批评说:“庚辰本给他的名字很奇怪——水溶,这个看起来不像个名字,注意啊!这不是旗人的名字。程乙本是‘世荣’,这比较像。”(第128页)这里的问题是,白先勇不理解文学创作一般意义上的虚实相生原则,即,现实中的地名、人名进入作品,常常经过一番改造,已经不能和历史地理、社会现实一一对应,带有很大的虚拟性,这其实已经是文艺学的常识。早在20世纪60年代,程千帆在讨论唐诗中的地名问题时,已经对此有过辩证透彻的分析[17]。而且,就《红楼梦》本身来说,故意模糊事件发生的朝代,采用“真事隐、假语存”的方式,提醒读者不要把小说的叙事内容与生活机械对应,这是在《红楼梦》第一回就明示给读者的。所以,一定要用现实中的南京地名来质疑庚辰本中的“南省”,用清代旗人起名的方式来质疑小说里的王爷名字不像旗人,其实也是辜负了作者既在局部意义上故意模糊朝代、也在整体创作意义上“真事隐”的良苦用心。

清代孙温所绘的林黛玉与林如海辞别

白先勇还越俎代庖,代作者定规则来进行判断。第七十三回写傻丫头捡到绣春囊,描写她看到春宫画而发生的心理活动,庚辰本是“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不然必是两口子相打?”程乙本则把“两口子”改作了“两个人”,白先勇对这改动大加赞赏,认为既然是傻丫头,就不会有两口子的观念(第612页)。让人不解的是,他根据什么把这视为划分人的傻与不傻的一条标准,并且认为可以将其用到曹雪芹创作的人物身上?笔者后来才明白,他说得如此确凿,原来是为了方便他的立论,说曹雪芹要借傻大姐的没有儒家人伦观的道家式观念,来看待儒家眼中非常严肃的事(第614页)。且不说白先勇这样的循环论证不合逻辑规范,而且,他不明白的是,用不用“两口子”这样的词和有没有“两口子”的儒家人伦观念,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更别说提出这一规则本身是没有依据的。

还有些判断的欠妥,是因白先勇在日常的逻辑思维和艺术的形象思维方面出现了失误。比如,当小说写薛蝌聘邢岫烟为媳妇时,庚辰本有一句程乙本所没有的对邢岫烟的心理描写,让白先勇感到不满。他说:

庚辰本说“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方取薛蝌”。我觉得这一句有点多余,好像她觉得宝钗比她自己的未婚夫还要好,这种形容不是很妥当。程乙本没有这一句的。她心中很敬重宝钗,就够了。(第450页)

这里,白先勇的判断显然犯了逻辑错误,因为庚辰本说的“心中先取”和“然后方取”,只是表示时间上的先后意义,在男女有别的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交往中同性朋友或者亲戚更容易彼此了解,这是一种必然状况。这种理解和获得好感的先后顺序,并不必然等同于评价上的好坏程度,换言之,先要好的朋友未必一定是最好的朋友。否则,从逻辑上说,就是把先后的次序关系简单等同于重要与否的关系了。

第三十回写宝玉见宝钗怕热,就奚落她体丰怯热像杨贵妃。接下来交代宝钗生气的反应,程乙本是“待要发作,又不好怎样”。而庚辰本是“待要怎样,又不好怎样”。后者重复“怎样”,被白先勇指责为“啰嗦”(第231页),他所不理解的是,这种故意重复使用表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的“怎样”,这种混沌表达,比程乙本用不重复、明确化的“发作”更精微,也更能激发起人们对不可捉摸的心理的一种想象。想不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形象思维上的局限。

但更严重的是下面一例。贾赦打算娶鸳鸯为妾,鸳鸯、袭人和平儿等在一起议论此事。庚辰本写袭人的议论是和程乙本不一样的。白先勇当然认同程乙本,但请看他又是怎么分析的:

袭人就说:“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庚辰本用“好色”这两个字作为对贾赦的评价,评断得太平了!程乙本是:“这个大老爷,真真太下作了!”这个话对了。好色一般来讲,不见得是坏事,下作,就不好了。连袭人是个丫头,对贾赦也这么瞧不起。袭人平常不大轻易讲人坏话的,也讲了句重话。(第358页)

奇怪的是,袭人明明说的是“太好色”,但在白先勇笔下就成了“好色”,然后他又为“好色”辩护,完全是断章取义的自说自话。不过,如果他坚持这一观点也就罢了。问题是他在总结这一回内容时,又说,“所以说贾赦好色,贪婪,各种缺点都有”(第362页)。还没翻过几页,他竟忘记了自己曾说过好色“不见得是坏事”,自己又把自己的话给颠覆了。如此这般,只不过说明他为了维护程乙本而贬低庚辰本,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终于把自己拖进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中。

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即使在一些判断正确的地方,他因为思维的教条化,使得正确的观点又往往与那些误判的观点缠夹在一起。比如,他认为庚辰本写秦钟临死前叮嘱贾宝玉“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是败笔,程乙本没有这一段。白先勇对庚辰本的这一批评完全合理。但是他紧接着断言这是抄书人添加上去的,说“作者曹雪芹不可能制造这种矛盾”(第11页),就是没有依据的判断。刘世德曾经仔细比较不同版本对这一段的处理,大致理清了作者的修改线索,认为这是作者早期的手笔,其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18]。而白先勇坚持认为这一败笔乃抄写者手笔,是因为在思维方式上,他本能地认为曹雪芹不可能出错,也没有意识到《红楼梦》的创作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他近乎荒谬的一个逻辑前提是:《红楼梦》一出现就完全正确,如果庚辰本上有错误,就都是后来抄书人的问题。如同他认为曹雪芹从来正确一样,他也认为程乙本几乎完美,所以当他在此处通过比较显示出程乙本的优点后,对于程乙本删除这段内容却在文字处理方面没有跟下一回衔接起来,以致成了前后不连贯的“烂尾楼”的问题,却没有加以讨论。

让白先勇最不能忍受的,是庚辰本对尤三姐的处理方式不同于程乙本,把一个似乎本来应该是贞洁的女子写成了一个“淫奔”女。他在前言和正文分析中,都把这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提出来。在他看来:

如果按照庚辰本,贾珍百般轻薄,三姐并不在意,而且还有所逢迎,那么下一段贾琏劝酒,企图拉拢三姐与贾珍,三姐就没有理由,也没有立场,暴怒起身,痛斥二人……如果三姐本来就是水性妇人,与姐夫贾珍早有私情,那么柳湘莲怀疑她乃“淫奔无耻之流”就并不冤枉,三姐就更没有自杀以示贞节的理由了。那么尤三姐与柳湘莲的爱情悲剧也就无法自圆其说。尤三姐是烈女,不是淫妇,她的惨死才博得读者的同情。”(第13页)

按照白先勇的观点,有淫荡污点的女子已经没有尊严可以维护,就应该随便让纨绔子弟来玩弄,其反抗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没有逻辑的。而一个有过污点的人就不应该再有改过的机会,即使想以自杀自证清白,也是白白送死,因为她是无清白可证的,旁人也不会对她产生同情。如果我这样的理解不错,那么我不得不说,一个对他人、对弱女子很有情怀的人会如此分析,实在太令人惊讶、也太令人遗憾了。

这里的关键是,尤三姐究竟为何要自杀?难道她是想以死来自证清白吗?她是想向柳湘莲表明自己的冤枉吗?是像程乙本中那样,用重塑一个贞节女的形象来告诉别人,这里发生了一场误会吗?

聂绀弩数十年前在论到尤三姐时就曾说过,《红楼梦》的种种悲剧,没有一件是误会造成的。虽然误会之类也有,但能误会地杀人,就能误会地不杀。而这两种状况不能说明当时社会的本质。作者要写的是“各种各样的不幸的女性的一种:就是失足了改了行而不被谅解的女性。这不被谅解是件必然的事。在那时代,一个女性,已经失足,那时代的男子,一般地说,即使明知她改了行,也很难谅解到娶她为妻。湘莲说得透彻:我不当那剩王八”[19]。白先勇认为庚辰本中柳湘莲这句话太刻薄,说“不是曹雪芹的口气,程乙本没有这个”(第546页)。其实这句话倒是真实反映出当时许多男性中心主义者虚荣而又自私的心态。

可以说,尤三姐的自杀不是朝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的。她曾经把嫁给柳湘莲作为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当柳湘莲以似乎充满道德感的态度拒绝了她,其实就把她心头燃起的一点希望彻底掐灭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她的自杀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污点,而是说明她周边的社会是多么肮脏,她对社会是多么绝望。

总之,当白先勇热烈地赞许程乙本将尤三姐改写成贞洁女形象时,不但对人物个性的理解是平面的,对人物人生轨迹的理解是单一的、直线式的,而且不自觉地成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自私虚荣的男性的辩护士,难怪他不能接受庚辰本写柳湘莲说出“不当那剩王八”这句话。正是从上述对两个尤三姐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思维的教条化与思想价值判断的庸俗化往往是紧密关联的。

结语

平心而论,作为早期钞本之一种,一部未完成之作,庚辰本肯定有不少瑕疵。经红学家努力校订,其中不少错漏得到了纠正。即便留下暂时没有纠正或者存疑的词句和段落,毕竟是少量的,不能动摇其经典之作的根本地位,也是平庸的程乙本所难以取代的。当初程高本印刷出版前,特别是程乙本排印时,编者也纠正了不少技术性的错误,让读者读起来似乎更顺畅些。但与此同时,却造成思想艺术上的各种变味,其新增的问题和缺陷要严重得多,而这些问题即便在现代校注者的努力下,也无法在根本上得到纠正和弥补。这也正是20世纪50年代的王佩璋和晚近的刘世德、蔡义江批评程乙本“越改越坏”的理由,对此我是完全认同的。

以庚辰本为底本的《红楼梦》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同时我也承认,白先勇指出庚辰本的各种失误并非毫无道理,也有一些比较合理的看法说在了点子上。如他认为庚辰本写龄官在蔷薇花架下的地面上画几千个“蔷”字,显然夸张过头,还是程乙本写“几十个”比较合理(第236页);他又指出庚辰本把宝琴的别号误作“蘅芜君”(第582页),也是对的。他所指出的诸如此类的失误还有一些。但总体上看,他分析正确之处并不多,在他指出庚辰本所谓的“190处”错误中,判断正确而无异议的只占极小部分,不超过10处,除了一些两可的判断外,绝大部分是出于他的误读、误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毫无原则地认同程乙本的书写,把程乙本作为正确的标准来衡量庚辰本,而较少能把两种版本置于客观公正的位置来比较,以致失误不断,甚至出现个别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比如他对第七十三回写怡红院丫鬟金星玻璃从后房门跑进来的一段发议论说:

怡红院里面怎么会跑出个“金星”“玻璃”来了,所以庚辰本有时候突然出现的名字是根本不认得的,宝玉并没有金星、玻璃这两个丫头,应该是春燕跟秋纹。程乙本写春燕跟秋纹就对了。(第610页)

程乙本改写为春燕和秋纹,那是程乙本的事。而庚辰本后文有写晴雯和省称的“玻璃”出去要药,白先勇就认定庚辰本是写两个丫鬟,却不知“金星玻璃”是芳官的绰号,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第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大家胡闹后给芳官起法语名字“温都里纳”,意译“金星玻璃”,省称“玻璃”[20]。但既然程乙本没有写到,对于白先勇来说就是不存在的,是突然冒出来的。

中国档案出版社影印的《程乙本红楼梦》

有位学者在论及妙玉的结局时曾经总结说,《红楼梦》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悲剧,但这既超出了作者的心理承受力,也超出了那个时代读者的承受力,所以需要一个高鹗把故事调整到平庸的水准[21]。续作者是否一定为高鹗且不讨论,但我可以补充的是,庚辰本如果被调整到像程乙本这样的平庸水准,需要有一些向其致敬的人为这种平庸争取它的合法性。而受人尊敬的白先勇先生居然成了这样的致敬者,还是让我比较郁闷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认同白先勇对程乙本的赞誉,是仅就其《红楼梦》研究或《白先勇细说红楼梦》而言的,并不否定他在小说创作和昆曲艺术推广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读者诸君幸勿误会。

注释

[1][4] 孙伟科:《2018年度中国红学发展研究报告之一:以〈红楼梦〉文本研究、红学史及红学活动为中心》,载《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3期。

[2][6][12][15] 刘俊:《聚焦文本·深度细读·实事求是——吴新雷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载《华文文学》2018年第3期。

[3] 闫晓铮整理《宁宗一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载《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0期。

[5] 刘俊:《文本细读·整体观照——论白先勇的〈红楼梦〉解读式》,载《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1期。

[7]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8] 王佩璋:《〈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张胜利《魂系红楼——女性研红的先行者王佩璋》,北京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32页。

[9] 吕启祥:《也谈〈红楼梦〉程乙本对程甲本的改动——以第六十八回至第七十七回这十回为例》,《红楼梦校读文存》,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10] 刘世德:《从〈红楼梦〉前十回看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

[11] 参见《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2010年版。

[13][14] 白维国主编《近代汉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9页,第260页。

[16] 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1977)》,《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页。

[17] 参见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1—84页。

[18] 刘世德:《秦钟之死——论第十六回的结尾》,《〈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页。

[19] 聂绀弩:《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2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00—901页。

[21] 骆玉明:《妙玉的结局》,《游金梦——骆玉明读古典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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